“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”

读《契诃夫书信赏读》（童道明译著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），在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给苏沃林的信中，他谈到一名年青人：

他是农奴的后代，站过店铺柜台，进过教堂唱诗班，后来他上了中学和大学。他从小受的教育是服从长官，亲吻神甫的受，崇拜别人的思想，为得到的每一块面包道谢。他常常挨打，外出教书没有套鞋可穿……您写写他吧，写写这个年青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，他又是如何在一个美妙的早晨突然醒来并感觉到，他的血管里流淌的已然不是奴隶的血，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（《契诃夫书信赏读》第14封）。

“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”！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，我无法形容当时之感受，但我希望，这道闪电应该经常在中国的天空出现。

那么，身为作家的契诃夫又是如何做的呢？1894年，法国发生“德雷福斯案”，即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控叛国罪，后被证明是个冤案，而总参谋部坚持不予改判，引起法国知识界的强烈反弹，著名作家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发表题为《我控诉》的檄文予以抨击。同年1月21日，契诃夫在法国尼斯致信巴久科夫：

我们这里都在谈论左拉和德雷福斯。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左拉一边，而不相信德雷福斯有罪。左拉的形象提升了一大截，从他的抗议信中好像吹来了一阵新鲜空气，每一个法国人都感觉得到。感谢上帝，在这个世界上总还存在着正义，如果有人蒙冤受审，总会有人出来为他伸张正义。法国的报纸很有看头，而俄国的报纸不看也罢。《新世界》（由契诃夫老朋友苏沃林掌管，站在法国政府当局立场攻击左拉）简直让人厌恶（《契诃夫书信赏读》第113封）。

即使是自己的老朋友，只要他站在正义的对立面，契诃夫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。

在1896年12月4日的《日记》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
当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，我坐在列夫凯耶娃的化装室里。幕间休息时，在她的房间里，总有国立剧场的官员们在普通文官制服上挂着勋章跑进来。波珂绍夫（彼得堡皇家剧院经理）挂着安娜勋章。警察局的年轻漂亮的官员也在其中。——一个人如果被自己所不相配的工作——例如说：被艺术所吸引了，当他做不成一个艺术家时，就只好去做官了。因此，穿起官员的制服而寄生在文学、戏剧、绘画周围的人可真不少啊！没有生活意义的人，不适于生活的人，除去做官也就没有别的路了！我看到在化装室里的肥胖的女演员们，对官员们应酬得无微不至，献殷勤，做媚态，那情形好像是在农奴时代，一个老年而有名声的管家婆的住处出现了老爷一般（《契诃夫手记》，贾植芳译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）。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，说得都是真心话，契诃夫对寄生在文学艺术周围的官员就是这么看的——没有生活意义的人，不适于生活的人，除去做官也就没有别的路了！他虽然瘦弱，但其骨头是何等的硬朗啊。

他还有更激愤的话：

特等卧车上的旅客——那是社会的渣滓（同前）。

在那样一个时代，能坐上特等卧车的人，非富即贵，而这些人在契诃夫眼中，却一文不值。

1902年8月25日，为抗议俄罗斯科学院取消高尔基荣誉院士资格的决定，契诃夫决定与柯罗连科采取一致行动，声援高尔基，主动请辞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，下面是他的声明：

……我已经衷心地向当选者（高尔基）表示过祝贺，也承认了此项选举是真实有效的——在我的意识中，无法平衡这个矛盾，我的良心不能接受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。读了第一千零三十五号条款，我不得要领，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，只能做出一个尽管对于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恳请阁下（科学院主席亚历山大·尼古拉耶夫斯基）把我从荣誉院士的名单中删除（《契诃夫书信赏读》第198封）。

为了抗议科学院不公平的做法，居然连自己的荣誉院士的称号也不要了，这种做法，在我国，是只见于底层民众身上，至于所谓的知识分子，是不择手段、打破头也要进科学院的。两者相距何啻霄壤！看来，契诃夫就不仅仅是在书信、日记中表达自己的骨气，而是付诸了行动。当然，他这么做也是有资本的，那就是他靠稿酬生活，而不从政府领半毛钱的工资。

有人说品尝鸡蛋的美味，不必认识下蛋的母鸡。可我觉得，只有认识了契诃夫这只“母鸡”，你才能更好地品味他所下的“蛋”之美味。

二O一六年六月十九日上午